名贤篇之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5/6）
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史学巨著，传世之作《左传》全书共十八万余字，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历史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基本上以《春秋》记载的鲁国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的事件。这样全书按照鲁国国君的即位顺序，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记事长达二百五十九年。在《左传》中，左丘明记事以晋国最为详细，鲁国、楚国次之，郑国、齐国又次之，卫、宋、周、吴、秦、越、陈等国更次之。
《左传》是为解释《春秋》经而作的，它用大量的史实来疏证《春秋》。如《左传》对隐公元年夏五月《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一句的传释，生动而详细地叙述了郑庄公家族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左传》在用史实疏证《春秋》经文的同时，也兼释义法。同样如上面的例子，《左传》在中间插入一段“书曰”，就是解释《春秋》义法的。《左传》虽为解释《春秋》经而作，但与《春秋》经文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春秋》有但《左传》没有，有的地方《左传》有而《春秋》没有。如文公十八年，《春秋》共记载九件事，其中有两件在《左传》中找不到。同一年，《左传》也记录了九件事，其中只有七件是解释《春秋》的。
《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3主要著作
《左传》
左丘明世代为史官，并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作者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者在叙述历史事实时，对于那些历史事件是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肯定或批判的态度的。他所肯定的是那些符合于他的儒家的观点的东西。他肯定“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左传》隐公三年）一类的论理道德，他也从那些论理道德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利民”和“卫社稷”一类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他批判了那些破坏论理道德的所谓“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左傅》隐公三年）之类的所谓“逆德”，他也批判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败行。这部书在思想上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都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体系完整的编年史。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实际记事到鲁惮公十四年(前453)，是研究我国春秋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主要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事件，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内部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权斗争以及劳动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书中对于许多有作为的著名历史人物如：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管仲、赵衰、子产、晏婴的业绩予以赞扬肯定，对于统治者的凶恶残暴、骄奢淫逸的行为则予以批判，主张重人事、轻天命，提出“社稷无常俸，君臣无常位”的进步历史观。另一方面，书中表示维护“君义、臣行、父慈、子孝”等剥削阶级伦常观念，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革新措施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活动予以否定和诬蔑，表现了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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