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章 伟大的工作（1/2）
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有为死者树碑立传的习俗，其目的是通过石这种能够永存的可视化媒介，把死者的生命意义符号化。刻在石头上的字既是对死者的彰显，也表明树碑者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判断。
从这个意义来，纪念碑是一个昭示价值的符号，也是一个不断唤起和创造记忆的设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特别强调了无名战士纪念碑和墓园对构筑近代民族国家想象空间的意义。
在另一本著作语言与权力中，安德森把纪念碑看作是一种表意设置，用其特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内容。
这里所谓的特定的形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景观的创造。石碑或遗迹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公共空间，通过景观把过去表象化，进而塑造对事件人物的历史记忆。
美国历史学家劳思指出：“记忆原本就不单纯是过去的储藏库，而是按照现实的需要不断修正的。换言之，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事实到底如何，而是我们总是按照现实的想象力重铸过去。”
中华军的控制区域开始这一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工作，每个城市的醒目处，一座座纪念碑树了起来。
这些纪念碑上书－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他们在战斗中牺牲。为祖国无畏而战的勇士们，你们的荣光将永不磨灭。
战争的面貌也随其本质的变化而改变，日渐趋向于猛烈和残酷。自拿破仑战争以后，旧有的那种仅仅由国家和军队进行、通过一次战斗或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模式逐渐成为历史。
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战场上的胜利，而决定于一个国家的人口、资源、国土纵深和工农业生产能力等可以转化为直接的战争力量或间接支持战争进行的要素我们称之为战争潜力能否承受得起战场的消耗和能够承受多久。
战场上的胜利由取得战争胜利的目的本身沦落为一种手段令对手不断失血而耗尽战争潜力。
在这种形势下，旧有的直线式的正面作战变得旷日持久而很难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无疑，这种令交战双方同时大量失血直至一方因大量失血而死亡的作战模式，无论胜负，其代价都是无比巨大而难以承受的。
一次世界大战后，为阵地战的残酷和无法打破的僵局所震慑的西方军事家在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的机动攻势作战无法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打破阵地对峙僵局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其中的大部分人不对机动作战的前途持悲观态度，认为阵地战、消耗战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宰战场。
而一部分人，如富勒、李德哈特、古德里安等，则试图通过对战后获得极大发展的无线电、内机动车辆和航空技术的合理运用，建立机动力、打击力和灵活性都远远超出旧军队的机械化军，以机械化军队的高机动性和灵活性实现对关键节点的穿透打击和对敌有生力量的包围歼灭来取代旧时非机械化军队的阵地战正面交锋，从而达到避免消耗争取速决的目的。
这些思想成为二战期间以德国的闪击战理论为代表的各种机械化战争理论和战术的发端。
机械化无疑是军队的战斗力的倍增器，德国在1914年凭借人力和畜力没有达到的目标，在1940年凭借机械力达到了。
但是，即使是机械化军队，其机动性和攻击力虽然远远超越前人，但也是有极限的，当战争的规模超越了这个极限，历史便会重演。
就如同色当会战的胜利不可能在施里芬计划的实施中得到复制，法国战役的辉煌也并不能等同于巴巴罗萨计划的成功。
巴巴罗萨计划之于法国战役，犹如施里芬计划之于色当会战都因为战场上规模的量变达到了极限从而引起了质变，遗憾的是德国的两代军事决策者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质变的发生。依据当时的条件，其实他们即使意识到了，他们又能改变什么呢
就苏德战场而言。虽然大规模的机械化运动作战成为战斗的主要形式，但双方所追求的速决和速胜却仅仅停留在战术和战役的层面上，对于整场战争而言，其本质仍然是反复拉锯式的消耗战。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在战术和战役上的成功并不能使他们一劳永逸的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在战争的后期，德国人的战术胜利更是无法挽回战役的颓势，而苏联人在战役上的摧枯拉朽也并不代表战争的速决和速胜。
张治中将军现在无疑成了不折不扣的好学生，每天，只要有时间，他就要去黑字军事大学的各个课堂听讲，对他而言，以前的战略战术都是过时的。
10月份以后，苏军以四个集团军15个师部署在新西伯利亚城西侧，五个集团军1个师部署在新西伯利亚城西北方向，预备队六个集团军25个师则部署在鄂毕河的两侧。
此时，中华军以新西伯利亚城市为中心，集结强大的兵力，筑成结构扎实的防御网。
严冬就要到了，中华军暂时停止了进攻，空军的忙碌时间到了。
此时，兰黎明，王胜强和海大江则急匆匆的来到叶奋韬的住处：“老叔，我刚得到新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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