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霸主之晋国（前11世纪—前349年）（5/8）
时为诸侯盟主，司寇也会常为诸侯判案，有时连王室也会请士氏帮忙。
管理宗族事务与典籍的大夫一般叫做祝、宗、卜、史等。祝主要为祈福和禳灾。宗也称宗人，主要是管理国君的卿大夫的家庭事务。史则为记事书言，也兼观察天象和整理宗族资料。史官中还有一个分支，称为卜，是专事占卜一事。而专门管理和整理收藏典籍的史官又叫做籍。
在古代，宴请宾客或进行祭祀活动中总少不了音乐，晋国司职音职的大夫称之为“师”。而外交方面的人才，又通称“行李”或“行人”，因为重要的会盟和朝聘活动都是由国君或卿大夫亲自参加，故而行人主要是处理一般性质的外交活动。
根据周制，诸侯的亲卫军称做“公乘”和“公行”。其主管呼为“七舆大夫”，春秋后期，由于国君势衰，七舆大夫遂不见于史。
土地
主条目：井田制
按周朝的封建制原则，晋国将土地划分成若干份邑和县分给公室和各级贵族。这些封地又会分为两部分，一半是为公田，由拥有者派出人员经营；另一半则由庶民耕种，称之为私田或份地。从春秋后期开始，由于社会的变革，大量的公田都无人耕种，传统的制度便逐渐被改变。拥有土地的卿大夫们一反原本单一的亩制，纷纷自行规定亩制，将公田分给普通人民，再依私田的方式收税，这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一大变革。
法制
由于晋国的宗法制度影响不强，所以变得格外重视法制，晋位于夏虚，常引用夏书来判案。晋也是成文法产生的故乡。
文公四年（前633年），文公作“执秩之法”，这是第一步变革。襄公去世后，大权落于赵氏之手，执政的赵盾将文公所作的法制修改为“赵宣子之法”，其目的是为保持私家的利益。景公时期，景公不满赵氏专权，特命士会到王室学习周礼，回国后，依周礼制定了“范武子之法”，这部法律旨在加公室而抵制卿族势力。不久，景公就依这部法律诛赵氏。悼公时期，为表示友好，令士渥浊修改范武子之法，以缓和公室和卿族的关系。这五部法律内容都十分庞杂，类似于今天的宪法。
春秋后期，晋的卿族十分强横，在消灭栾氏后，六卿执政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保持自身的权益，和打压公室。执政正卿范宣子将刑法从总法用分出，单独而成“范宣子刑书”，这部法律废除了贵族特权。起初，这部刑法只是私藏于府，并没有公开。待到四十年后的顷公十三年（前513年），六卿家族已经不能相容，赵鞅和荀寅才首次于大鼎上刻上这部刑书。
婚姻
晋为姬姓国，是黄帝的后裔，有和姜姓通婚的传统。晋的始封君唐叔虞的母亲邑姜便是姜太公吕尚的女儿，后代国君也常与姜姓女子为妻。文侯的母亲和夫人都出于姜姓；武公的妾为齐姜，献公继位后又娶她为妻并生穆姬和太子申生；文公流亡齐国后，齐桓公将女儿嫁给他；后期的平公也多次娶齐女。
因地处北方，其境和戎狄连接。从献公即位后打破了“同姓不婚”的规则，先娶同姓贾国女子，后又娶唐叔虞流落在狄人部落的后代所出的狐氏女子，生文公；平公在位期间，其宫中就有四名姬姓女子。不仅于此，晋国还大量和狄人通婚，献公所娶的大戎狐姬和骊姬都是姬姓戎女；之后的国君和卿大夫也常与戎人通婚。
文化
哲学与宗教
周朝实行“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思想，这也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主要意识形态。唐叔虞受封不久，在晋国发现了一种“异亩同颖”的嘉禾，便将它献给成王，成王又要他转交给东方的周公，周公特作《嘉禾》以示上天对周朝的眷顾。周室东迁后，平王作《女侯之命》勉励扶立有功的晋文侯，其中就提到了“奉天”、“敬祖”、“明德”和“惠民”的思想。在文侯之后的晋国分裂时期，由于内战的频繁，令普通人民对“天命观”产生了动摇，他们不再相信变化无常的上天。在《诗经·唐风》中有一首《鸨羽》就提出了“悠悠葵，曷其有常”的疑问。于是原本的“敬天保民”思想向着“重民”转变。重民思想在春秋后期进一步发展为“爱民”，大臣师旷就劝谏平公要懂得节制和减轻国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在与世卿的斗争中占得优势。
晋国深信占卜，并有“卜”、“筮”、“占星”、“原梦”、“看相”和“音兆”等多种形式，其中又以卜和筮最为常见。《左传》所载的各国卜筮活动约八十多次，而晋国就占去一大半。献公晚年欲立骊姬为夫人，就先后运用卜和筮两种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卜筮在春秋后期已沦为一种形式，人的意志已盖过“神”的意志。赵鞅在同范氏、齐、郑联军作战之前占卜，便出的结果是不吉，但他甘愿违卜作战；另一次在攻打卫国时，形势对己方不利，他就以占卜不吉为由班师回国。
文字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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